从互联网大厂到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转身
或现实考量,或趋于理想,曾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他们选择转换轨道,进入高校的大门。在他们眼中,两者工作有何异同?
肖漫漫
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管理部副科长
原职位:某外企互联网公司软件工程师
张紫徽
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
原职位:阿里巴巴集团邮箱总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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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眼中的“背面”
在大多数人眼里,互联网公司意味着“996”、过劳、突发需求与无休无息;而高校作为它的背面,意味着从容、规律与上下班后截然不同的两半。
然而,在曾身处外企互联网公司,如今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管理部副科长的肖漫漫老师眼里,两者却十分有趣地颠倒了过来,外企作息朝九晚六,拥有下班后绝不会有人打扰的纯粹休息时间,而高校的生活却是7×24小时随时待命,还要在各类突发问题出现时,第一时间赶赴现场。
在外企时,查阅邮件、技术讨论、解决bug、测试、跑case或做开发,这是肖漫漫作为软件工程师的日常工作,通常不会有太多变化,也鲜有突如其来的事打断她。然而,成为高校网络部门的负责人后,梳理和处理的事情更多,她不得不用备忘录来提醒自己第二天要做什么。并且,她还负责校园网的运维工作,支撑着全校师生的正常校园网络需求,这就要求她全天候随时待命,即使下班了,也依旧重任在肩。
而对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,曾经的阿里邮箱总监张紫徽老师来说,大厂和高校的生活并不相反,甚至还有些相似。前者有园区里的流水景观,后者有校区里的树木葱茏;前者有各类后勤保障,后者有食堂、医院、篮球场;前者充斥着部门内外的大小会议,而后者也不乏与不同业务部门间的合作磋商。在他看来,大厂没有“更卷”,甚至,在疫情和数字化改革浪潮的双重夹击下,高校的工作强度还要“更胜一筹”。
因此,不管对于曾身处外企的肖漫漫,还是对于曾位居大厂高职的张紫徽来说,与普通人想象的闲适、安逸不同,由大厂来到高校,他们都变得更加忙碌,甚至还失去了大厂中人尽皆知的高薪待遇。而两位为何做出这样“逆行”的选择?他们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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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稳定,更选择“国之大者”
对于肖漫漫来说,进入高校的理由更加切实,“技术竞技场”内的职业焦虑让她在抛弃大厂、寻求稳定的路上更进一步。
对于技术类人才来说,职场生涯不进则退,因此在大厂工作六年后,她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机会。同时,在朋友影响下,她也希望进入国企或事业单位等更为稳定的环境。无意中看到的高校招聘信息也让学校成为她的心仪之选。因此,在一番搜索后,她投递了与自己技术方向一致的人民大学网络工程师岗位,顺利进入了高校。
离开大厂后,如影随形的职业焦虑也离开了她。不用与年轻血液赛跑,也不再担心被取代,在高校里,她可以放下一切紧张与不安,坦然面对工作内容,主动学习、应用新技术,为解决师生需求精进能力,享受进步与自我提升的乐趣。
与肖漫漫的考虑与迅速转换不同,张紫徽更像是追随着心中默默涌动的“教育理想”,先从大厂转向中小学教育,又因寻求技术上更大的施展空间,迈入了高校的大门。
早在2014年,还在阿里的张紫徽就与团队开发了“阿里师生”应用,虽然由于平台限制,业务没有深入推进,但却成了他在教育行业的初次尝试。2016年,阿里巴巴合伙人基金创办杭州云谷学校,他主动加入创校团队,负责所有系统的技术设计与研发。然而,受学段特性所限,中小学的智能化缺乏成熟方案,也鲜有创新的空间,为了寻求更大的舞台,也在机缘巧合的促成之下,2018年,他加入浙江大学,担任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一职。
从阿里到高校,抛弃高薪待遇,难免被人问起内心深处的想法。一开始,他觉得是教育情怀作祟,朦朦胧胧感觉应该投身教育行业。而在后续工作中,在慢慢加深对教育、对自我的理解后,他的驱动力也逐渐清晰,从朦胧的教育情怀,转向了家国情怀与“国之大者”。
他说,他的家国情怀起源于陈嘉庚先生。在前往厦门大学作报告时,陈先生创办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村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两所学校,对厦门、福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再加上受到程开甲、林俊德等浙大老校友事迹的触动,他开始意识到,做教育本就是为大家、为国家奉献,而非为一己私利,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薪资少了也能做得开心。而随着更多政治理论的学习,他也了解到教育作为“国之大者”,对个人前途、行业发展,对未来的美好生活,乃至对民族复兴都起着深刻且关键的作用。因此,到今天,在叩问自己内心之后,他可以坚定地说,心怀“国之大者”是他投身教育领域,为学校、国家做贡献的最直接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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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的“面”与大厂的“点”
除日常作息、晋升要求和职场氛围不同外,肖漫漫用“点”与“面”来形容两者工作上的不同。同时,大厂更偏向技术视角,而在高校,师生的用户体验才是真正核心。
作为研发测试岗的软件工程师,coding(编写代码)曾是她的日常。大厂里分工精细,她只需负责一款软件的某几项功能,测试开发,学习新技术,做出创新。因此,大厂的工作聚焦于点,需要她在上面进行“精而专”的钻研。
但进入高校后,她的工作内容更加多面。她不再进行具体的编程,而是负责校园网络系统的整体运行,无需在纵向上延伸,但需要在横向上发展,讨论、设计和配置全局的技术方案。同时还要了解涉及的每一项技术,掌握更全面的知识。她打了一个贴切又实在的比方:如果说大厂里的工作是正统技术人员,那高校工作就更像是产品经理,不仅要高瞻远瞩,全方位考虑问题,更要负责以产品为中心的一系列工作,设计、开发、运维、优化等,一项都不能落下。
对于产品经理来说,肖漫漫感觉,最重要的当然是用户体验。而在高校中,用户自然就变成学生、教师和各类职工。因此,在做网络架构与规划时,就必须以师生体验为核心。也正因此,一个bug不再仅是一个bug,它更代表着师生的急切需求。在问题解决后,师生用网体验快速提升,这种直观、迅速的正向反馈,也使她收获了大厂里没有的成就感与价值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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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业务,一个“不断被教育”的过程
与肖漫漫的“产品经理”不同,张紫徽将自己比作公司里的“首席技术官”。作为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,校园里所有技术相关的事务都要他来规划、负责,甚至拍板决定。以“学在浙大”平台为例——设计成系统还是体系?教师、教室、教务各环节间如何衔接?他们之间是何种关系?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他的思虑与考量,并给出方案,作为最后决定的依据。
然而,虽然有教育领域的经验铺垫,但对张紫徽来说,从大厂总监转型为高校总工依旧经历了“阵痛期”。其中,学习新业务的过程也被他笑称为“不断被教育”的过程。
总工程师,或可称为业务架构师,是连接技术与业务之间的桥梁。要做得完美就必须既懂技术,也懂业务,能跟业务部门说“一样的话”,基于业务问题设计、提供技术方案。因此,为了弥补自己业务上的不足,张紫徽需要不断请教别人,而这当中,最让他头痛的就是业务边界问题。
大厂里业务边界明晰、职责分明,每个人都是大系统内的一环,只要守好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就能保障公司的整体运行。而在高校中,一项工作往往涉及多部门的成员,工作推进需要多个部门间不断的切磋与协商。这使工作的难度变得更大,更有挑战。例如,“学在浙大”的研发就涉及了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信息技术中心和学工等部门,在新平台建设初期,工作内容的分配不可能一目了然,需要在不断探讨中从混沌走向清晰。因此,在高校中,组织运行的方式与规则更加灵活,业务流程与边界的不确定性更强,这无疑提高了学习的难度。
然而,疫情成了天然的“粘合剂”,经过两年多的并肩作战后,张紫徽感叹,他所在的信息技术中心已与各个业务部门“背靠背,心连心”,关系默契而紧密。由于疫情时的需求往往需要业务和技术部门高度配合,这就要求大家就事论事、高效沟通,齐心协力解决业务问题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他不仅弥补了业务知识,更重要的是,还与其他业务部门形成了弥足珍贵的信任关系,在原有边界的基础上,让边界“隐形”,形成“劲往一处使”的新型合作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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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信息化工作的未来展望
未来,对于肖漫漫来说,她的工作重心依旧会放在技术与网络上。例如,引进更多类似于5G、IPv6的新技术,为智慧校园等项目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,并以服务师生为中心,构建更安全稳定、师生更加满意的网络环境。
而在张紫徽眼中,疫情过后,各个高校都意识到了信息化的关键地位。如果组织和技术搭配得当,信息化对学校发展将具有指数级促进作用,因此,如何用好技术将是巨大挑战。“危机感”,张紫徽始终强调这个词。
对于高校来说,数字化改革是瞬间涌起的浪潮,既带来了“借浪乘风”的新机遇,也自然埋伏了被浪潮“打翻”的危机。“双机”并存下,他脑海里有一个蓝图:继续借助数字化手段,进一步打通教学与科研。同时,建设“教育大脑”,通过数据分析建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,预测并提前告知学习成果。此外,还将精准化帮扶贫困生,在维护学生尊严的基础上,把补助用对地方、用到实处。
“可以畅想的东西还有很多,一步步来吧。”采访最后,张紫徽如是说到。
作者:王静雅
责编:陈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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